龔亞夫，中國教育學會外語教學專業(yè)委員會理事長、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

  近日，高考英語一年多考、社會化改革的話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。高考英語改革應該怎么改？社會化考試離我們還有多遠？近日，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了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、中國教育學會外語教學專業(yè)委員會理事長龔亞夫。

  中國青年報：您怎么看現(xiàn)在社會上關于高考英語改革的呼聲？

  龔亞夫：有些人認為，高考英語改革就是降低英語分值、減少單詞量、取消選擇題等。其實，這些只是表面問題。即使英語分值降到50分，學生照樣得去考；即使單詞量降低到1000個，命題者可以把這1000個單詞考得很難。所以，關鍵問題不是怎么考，而是考什么。要弄明白考什么，首先就要弄清楚，我國基礎外語教育的意義、價值和目標。

  中國青年報：基礎外語教育的目標應該是什么？

  龔亞夫：許多人認為，英語教育就是為了教會學生使用英語與英語國家人交流，英語不過是一種交流的工具。這沒有錯，但也不完全正確。其實，英語教育除了工具屬性之外，更是一種素質(zhì)人文教育。首先，使用外語交流，是今后公民應該具備的一種素養(yǎng)；其次，國外有很多研究表明，會兩種以上語言的人頭腦有著與只會單一語言的人不同的思維系統(tǒng)，處理問題也更靈活，還更具包容性，國外稱之為“多元能力”。

  但是現(xiàn)在，我們只強調(diào)了英語學習的工具性，輕視了其人文性。在考試中，對語法、詞匯做了非常詳細的要求，但是對語言背后的人文目標卻缺少具體要求。我們應該實施多元目標的英語教育，重新構建我國基礎教育英語教學的理念。

  中國青年報：現(xiàn)在的英語高考存在什么問題？

  龔亞夫：首先是目標不清楚。我們到底希望學生掌握什么樣的知識和能力，這個問題英語教學界還沒有形成明確共識，地方考試命題時也沒有搞清楚。其實我們應該想清楚，學生畢業(yè)后到底應該掌握哪些知識、能力和基本素養(yǎng)。教育部最近提出各科要設定學生的核心素養(yǎng)，那么如何考查學生的素養(yǎng)，還是有待研究的問題；然后搞清楚這些知識和能力以及核心素養(yǎng)應該通過考察什么樣的內(nèi)容來體現(xiàn)；最后才是設計出合適的考題來考查。在這三個層次上，如果沒有清晰的框架，改革就只是形式上的變化，甚至可能引發(fā)更多的混亂。

  另外，我們目前的考試大多都是紙筆測試，通過這樣的測試間接地推斷學生具備了什么能力、掌握了什么知識，不僅缺乏直接性，而且大部分考試內(nèi)容也沒有什么實用價值，比如選擇填空等。誰會在生活中去做選擇填空、去區(qū)分那些細微的語法差異呢？所以人們就感覺學了沒有用?？捡{照時會有路考，現(xiàn)在英語考試也需要“路考”。

  中國青年報：除了考試，我們的英語教學存在什么樣的問題？

  龔亞夫：我們現(xiàn)在教材中的大多數(shù)內(nèi)容，是以英語國家日常生活話題為主。學生們從小到大用很多時間學習，實際上在中國的環(huán)境下卻很難用到。就算學會幾句口語，會問路、購物等，也只實現(xiàn)了工具性目標。實際上，目前中小學英語教育最大的問題不是所謂的“啞巴英語”，而是不知道在什么語境下如何說出有意義的話。

  中國青年報：如今很多小孩子從幼兒園都開始學英語。您怎么看這種現(xiàn)象？

  龔亞夫：這是人們對英語學習一種誤解。很多家長以為學習英語越早越好。其實學習英語不在于接觸英語的長度，而在于接觸英語的頻度，一周只上那么一兩節(jié)英語課不會有什么好效果。實際上，關鍵不在開設的年齡，而在于保證接觸的頻度?，F(xiàn)在是很早就開始學但總是零零散散，這種“滴水”式的學習方法怎么能解渴呢？

  中國青年報：您怎么看英語高考實行社會化？

  龔亞夫：所謂社會化考試就是由第三方機構來組織，這個第三方評價機構應該是獨立、非盈利的，同時具備公信力，不能由辦學機構、培訓學校主辦。考試社會化改革需要有大量專職研究人員。比如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(簡稱ETS，設計托福、GRE考試等——編者注)有全職的研究人員，幾百個博士在研究考試。我們國家還沒有形成規(guī)模的全職研究團體，都是大學教師臨時組班子。我們需要有專門的機構來進行長期的研究和統(tǒng)計分析，需要先試點，積累經(jīng)驗，再推廣。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，不是一兩年就能成功的。

  中國青年報：現(xiàn)在許多地方的高考英語改革讓人眼花繚亂，比如有的增加聽力考試，有的取消。您怎么看？

  龔亞夫：地方的英語高考改革的確有些混亂，方法也五花八門，有時就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門拍腦門決定的，缺乏理論和研究的依據(jù)。我們的改革應該從國家發(fā)展、社會需求、人的素養(yǎng)等多角度考慮，而不是僅僅改變一下是口語、聽力或者選擇填空這些表層的東西。

  不僅相關教育決策部門需要有個清晰的目標，我們國家也需要有個清晰的外語政策。比如在美國，外語學習的相關政策是由國家安全委員會來決定的，因為外語學習涉及文化安全、語言安全等。對于這門外語開不開課、何時開課等，國家都應有明確規(guī)定，而不是任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。當下，制定這樣一個具有戰(zhàn)略性的外語政策，是最為緊迫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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